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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危機的改革啟示_后危機時代金融投資監管國際經驗借鑒與啟示

來源:經典文章 時間:2019-05-02 點擊: 推薦訪問: 借鑒 危機 啟示

  內容摘要:美國次貸危機為各國金融監管部門敲響了警鐘,為保障金融市場的健康有序持續運行,必須對金融投資進行審慎而有效的監管。本文從后危機時代的情境出發,總結各國政府在金融投資監管方面的成功與失敗,希望對我國的金融投資監管體系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鑒。
  關鍵詞:金融投資 監管 后金融危機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進而引發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后果,其波及范圍之廣、影響之大,都是史無前例的。各國政府都需要從這場金融危機中總結經驗教訓,對本國的金融投資進行有效監管。
  美國次貸危機深層次原因
  此次金融危機揭露了美國在金融監管方面的失誤,其根本原因則是美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要求減少政府的干預。美國放任金融市場的發展,給予寬松的監管環境,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缺乏整體的金融安全意識、預警及合理控制。美國的金融體系由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專業性商業銀行機構、政策性金融機構、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國際金融機構和境內外國金融機構組成。整個金融監管體制是一種雙層(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多頭監管體制。所謂多頭監管,是指聯邦儲備委員會作為統領,金融服務業內的不同行業歸屬于不同的監管部門。這種監管模式容易導致監管效率低下、監管重疊甚至監管真空。
  美國投資市場持續升溫、全球經濟保持樂觀態勢,以及積極的投資環境,吸引了大批投資者甚至是投機者。全球范圍利率長期下降、美元貶值、以及資產價格上升,使流動資本在全世界范圍內擴張,激發追求高回報、忽視風險的金融衍生產品和游資行為。另外,全球金融市場的開放性和融合性,加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投資需求日益旺盛,這就為之后的房產泡沫和金融風暴埋下了伏筆。
  監管機構對金融機構的違規操作放任自流,以及評級市場的不透明和私利的追逐,使得高風險資產在監管失控的情況下肆意流向金融投資市場。
  金融投資監管的重要意義及基本原則
  金融投資監管,從行政機構角度講,是指由國家立法機構和授權的金融投資業務的主管部門,對證券、期貨和外匯等各類金融市場的投資行為,進行系統的法律規范,通過立法來對金融投資活動進行約束和監督。從行業自律機構角度講,是指證券、期貨和外匯等交易所、證券商和各類金融投資中介機構,制定自身的組織章程、營業規則和其他自律性規則,以進行自我管理和約束。
  (一)重要意義
  通過前述我們可以看出,對金融投資進行審慎有效的監督,是保證金融市場有序運行的必要條件。其重要性在于:對金融投資市場進行規范,確保合法交易,防止人為操縱和商業欺詐,維護投資市場的有序運行;保護金融投資者的正當權益;提高投資市場運作效率(交易行為合法性、信息披露及時性、信息質量嚴謹性),進而保證金融投資市場的長久持續發展。
  (二)金融投資監管的基本原則
  依法管理原則。就是要確保金融市場的法制有序進行,健全金融投資的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不能放任自由發展,也不能按主觀主義自由管理,一切都需要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下進行。保護投資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原則。保護投資者,并不是一定要確保投資者能夠獲利。投資者自己要承擔起應該承擔的投資風險。但是金融投資監管要做到保證投資者不應該承擔由于被欺詐所致的傷害風險。“三公原則”,即公開、公平和公正。杜絕信息不公開不透明的現象發生,使金融投資真正做到市場化、透明化,保證金融交易的正常進行。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相結合原則。金融投資監管,既包括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也包括金融機構的行業自律,這樣才能夠促進金融市場的有序健康發展。
  金融危機后各國的具體實踐及啟示
  (一)構建科學合理的金融投資監管框架
  各國在金融危機之后,都對金融監管體系進行了調整,其監管制度有各自的特點。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新加坡都特別強調立法,對投資管理的程序和過程進行規范,重視信息公開制度。英聯邦國家則以金融投資市場的自律為主,在必要時才實施政府監管,主要是依據《公司法》和《投資法》等基本法規及投資機構指定的大量規章和制度,實施自律性管理。
  英國金融服務局(FSA)是金融市場的唯一監管當局,集銀行和證券期貨業的監管責任于一身,對金融市場實施單一監管,并將監管范圍擴大到對系統風險的監管。英國在1999年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中將金融監管從英格蘭銀行分離出來,成立了金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取代了多頭金融監管體系,由FSA統一行使對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的監管職能。金融危機之后,英國發布了《2009年銀行法》和《改革金融市場》白皮書,在中央銀行成立了金融穩定辦公室,負責監管金融機構之間的溝通,并對大型金融機構進行檢查。
  美國在金融危機之前,實施的是“雙層多頭”的金融投資監管體系,“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在金融危機期間給整個金融體系帶來了系統性風險。金融危機之后,2010年7月,奧巴馬總統簽署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防范金融體系的“大到不能倒”,即對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實行嚴格管控。該法案賦予了美聯儲更多金融監管的職能,加強了其微觀和宏觀審慎監管,使美聯儲成為“超級監管者”,將所有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和非銀行機構進行監管,對存在系統性風險的金融機構強制分拆重組,或資產剝離;對金融機構的高管薪酬進行監督。
  (二)增強監管的透明度并強化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
  金融衍生工具出現的最初目的是套期保值,可以促使風險內生化與杠桿化,進而規避市場風險,因此有人將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歸結為金融產品的創新過度,這是過于偏激的。然而,金融衍生品后來逐漸演變成了投機工具,偏離了最初的發展方向。金融衍生品高杠杠率、低透明度的特點,使得其金融交易很難受到有效監管,且容易產生放大的惡性效果。加之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風險擴散也更加廣泛,這就要求世界各國加強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合作,促進信息交流。   具體來說,要將金融衍生品控制在必要的風險防范范圍內,并且要求金融機構必須進行相應的信息披露。現在各國在金融衍生品方面的監管方式各不相同。英國主要是政府監管、行業協會和交易所形成的三層監管體系,但更強調行業自律的作用。日本則是按衍生品的種類交由不同的政府機構監管。我國采取的是分業經營的分業監管模式。
  金融危機之后,美國財政部擴大了金融監管的范圍,要求所有的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在證券交易委員會注冊,并加強了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
  另外,國外許多商業銀行中超過60 %以上的收入來自于中間業務,而我國銀行中間業務的利潤量僅占20%左右,因此應鼓勵銀行適當開展多方位資金、理財個性化服務,創新盈利模式。
  (三)加強金融投資監管的國際協調與合作
  經濟全球化的日益發展,帶來了金融的國際化。各類金融機構開始跨越國界開展金融業務,各國金融市場的相互依賴性增強,世界金融逐漸連為一體,這使得金融風險具有潛在地被放大的可能性。因此,各國需要將各自的監管法律、管理和規則納入統一的國際體系中,使金融監管逐漸走向國際化,以便合力應對金融投資市場出現的各種問題,共享信息,避免出現監管真空、監管重疊甚至監管套利產生投機國際轉移情況的出現。國際協調與合作的形式可以采取雙邊協定、區域協定甚至國際慣例規則的方式。
  (四)保護金融投資者利益
  金融投資也屬于一種市場經濟行為。要保證金融市場的有序健康持續發展,必須保護金融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其理論基礎是英國經濟學家Michael Taylor提出的“雙峰”理論,該理論認為金融監管應要達到目標,一是審慎監管,即維護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避免系統性危機或金融市場崩潰;二是保護消費者權利,即對金融機構進行監管以防止消費者受到欺詐等不公平待遇。
  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國家都實施了保護金融投資者的重要措施。美國在金融危機之后推出的金融監管體系改革中,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了獨立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對提供信用卡、抵押貸款和其他貸款等消費者金融產品及服務的金融機構實施監管,以保證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英國通過了《2000年金融服務與市場法》,簡稱FSMA,第一次在法律中規定了增強市場信心、提高公眾認知、保護消費者、減少金融犯罪等四大監管目標,并首次采用“金融消費者”這一概念,這是立法明確界定“金融消費者”這一概念的開創。該法為金融消費者權益提供了法律保障,規定了促進公眾對金融體系的理解和確保對投資者的保護應處于適當的水平。
  在中國目前的金融投資環境下,對投資者的保護還很不夠,一方面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投資者對金融產品了解不充分,而另一方面,由于這些金融機構的不當行為造成投資者大量損失,但這些損失卻很難得到賠償。因此,我國在對金融投資監管進行改革時,應當注意加強對投資者合法權益的保護。
  (五)對投資銀行業務進行規范監管
  美國對投行業的監管模式是集中型,即政府制定專門的管理法律,并設立全國性的監管機構。具體來講是金字塔形狀的監管體系,塔頂是美國國會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及各州級監管單位;中間部分是自律組織;底層為投資銀行內設的監管部門。但是這種金字塔狀多層級的監管模式并沒能阻止美國投行在金融風暴中的遭遇,其原因在于監管尚存在灰色地帶:美聯儲只負責監督商業銀行卻無權監管投行,而負責監管投行的證券交易委員會又是在2004年才獲得監管權的,因此并未對金融投資業的飛速發展施加有效的監控措施。加上投行業在利益的驅逐下盲目擴張業務規模,與房地產市場聯合開發出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忽略了潛在的巨大風險,為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金融危機并未對我國的投資銀行業帶來重要沖擊,但我們仍需持謹慎態度,對投資銀行業的金融衍生品風險轉移過程進行監督,同時要求金融機構必須加強信息披露,規范金融創新的投資活動,并對市場秩序進行監控,促進合理的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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