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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解題 鶴接替周小川央行

來源:人生哲理 時間:2019-04-23 點擊: 推薦訪問: 周小川 解題

  他的海歸背景和學者氣質、官員身份,以及中國式金融交織在一起,正暗合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美好理想和現實難題   周小川,男,1948年出生
  1975年畢業于北京化工學院
  1985年獲清華大學博士學位
  1986年11月至1991年9月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
  1986年12月至1989年12月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
  1991年9月至1995年9月任中國銀行副行長
  1995年10月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
  1996年10月至1998年2月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
  1998年2月至2000年2月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
  2000年2月至2002年12月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
  2002年12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行長
  2003年1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行長,貨幣政策委員會主席
  2013年3月任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行長,貨幣政策委員會主席
  2013年端午節前后,股市下挫,資金有價無市,利率飆升,銀行業哀鴻遍野。“錢荒”空前。
  此次“錢荒”距離周小川連任中國人民銀行(以下稱央行)行長僅僅3個月。作為二十國集團中在位時間最長、兩次連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此前并未當選第十八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三次出任央行掌門人已是出人意料,而其連任后應對“錢荒”的舉動更令外界驚呼“太意外”。
  老行長遭遇新“錢荒”
  6月28日,上海,陸家嘴金融論壇。周小川做完演講,“準確地說是念完發言稿”,一位參與論壇報道的記者說,周一改風趣幽默的語言風格,中規中矩地完成了“規定動作”,旋即遭遇大批媒體圍追堵截。“說實話,我想大家都有點失望,干貨不多,更沒有談到錢荒。”該記者表示。
  隨后,周小川首度開口談“錢荒”,他稱,這種情況過去沒有發生過,銀行發放貸款的沖動十分強烈,“需要把銀行這種傾向調整回來”。
  回溯至“錢荒”伊始,周小川及其領導下的央行,直到6月25日才出手救市,而過去每每遇到這種情況,央行幾乎在第一時間向市場投放資金平抑利率。
  現任TCW Group Inc.新興市場分析師表示,周小川希望自己是一個帶領中國實現軟著陸的人,不愿是一個助長信貸膨脹的人。而6月前十天銀行業新增貸款1萬億元人民幣,著實讓央行憂心,似乎也是央行遲遲未出手的重要緣由。
  直到6月25日晚間,央行表示已經向一些符合宏觀審慎要求的金融機構提供了流動性支持。28日,周小川明確重申,央行將綜合運用各種工具和手段實施調節市場流動性,保持市場總體穩定。
  很明顯,周小川及其央行出手救市的舉動拯救了連續幾天心動過速的資本市場,數據顯示,中國同業隔夜拆息連跌8天,一度跌至3.71%,為5月份以來最低水平,上證綜指也有小幅上漲。
  周小川認為,市場、金融機構已經得到了相應的教訓。
  此番“錢荒”危機中,周小川和他執掌的央行被外媒解讀為“北京的強硬路線”。今年新一屆政府著手打擊投機性信貸,周小川此舉或有意貫徹該要求。而大幅降低對信貸依賴的同時,身為央行掌門的周小川又不得不思考如何避免進一步干擾市場。
  長期關注中國金融業的新加坡學者侯偉對媒體表示,“周小川的聲望現在依然無損,但如果情況沒有根本性改變,可能就難保了”。這無疑是未來留給三連任央行掌門的新挑戰。
  激進改革派的尷尬
  與周小川此次表現出的沉穩不同,曾經在整個80年代和主政證監會時,他都被外界解讀為激進派代表。獨立評論人袁劍在其文章中提到,“周小川對激進改革的認同,也充分體現在他對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的積極評價上。周小川在多個場合非常熱烈地稱贊了1994年的外匯體制改革。”“或許正是受到這一成功先例的鼓舞,或許是出于某種信念上的執著,周小川在甫一接任中國證監會主席之后,便急切地在自己這塊自留地上展開了聲勢更為浩大的改革試驗。”
  2000年初,周小川“空降”證監會,與昔日同道高西慶、香港“鐵娘子”史美倫等同為海歸的同事拉開了資本市場試驗改革大幕。至今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分析,彼時的周小川不曾在任何一家基層金融機構服務過,或許他的理論是完美的,但卻在異常復雜的中國資本市場顯得“水土不服”。
  履新之初,周小川就盡其所能向市場放權,“今后要更多依靠市場發展中國的證券市場,凡市場能夠決定的都要由市場決定;市場不能起作用處,要盡快創造條件讓市場起作用。”周小川認為,證監會應該是證券市場的監管者。
  改革派的市場宣言書同樣令人興奮:不能以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的主管部門自居,重蹈政企不分的老路;中國證監會將不會直接插手解決問題,也不會承擔有關責任;采用超常規的、具有創造性的思路培育機構投資者,爭取在3-5年內改變散戶與機構投資者的比例。
  隨之,出臺核準制、退市令、實施獨立董事制度、B股對境內居民開放、對外開放引進QFII、接軌國際引入會計準則以及撬動基金黑幕,向“黑莊”宣戰等一系列改革接踵推進。
  “證監會就像裁判員,裁判員最好不要出身于某一個球隊,否則別人就會認為你有偏向。”直到2002年12月即將卸任前,周小川在出席“中國:資本之年”論壇上對于證監會的角色定位與當初并無二致。
  然而,周小川等人的大手筆沒有使證監會改革華麗轉身,反而在現實中尷尬收場。B股向境內居民開放導致股民被高位套牢,國有股減持和流通政策執行了3個月被迫終止,監管運動風暴致使證券市場恐慌氣氛密布。與股市大盤以牛市開門紅迎接新掌門周小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離開時,A股市場進入長達4年的漫漫熊市。
  前任證監會主席周正慶在完成資本市場調研后,在各種場合多次公開提及“穩定為先”的思路,“不抓股市的止跌回穩,不給證券公司創造正常生存的空間,只顧埋頭解決證券公司的違規問題,必定是事倍功半,不可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同樣在當年,周小川被美國《商業周刊》“亞洲之星”評選為“決策者之星”。該知名商業期刊給出理由,在今天看來足夠充分:周小川主導的證券市場改革,使得中國的證券市場越來越像美國的“華爾街”,而非賭城“拉斯維加斯”。
  袁劍在《中國證券市場批判》一書中這樣評價周小川:在國際金融界以及真正的頭腦清醒者當中,周小川獲得了一致贊賞。
  周小川剛剛入駐證監會時曾說過,“最近,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股票市場的天氣不好,刮風下雨,但是雨后天會晴,也許明天,也許稍晚,人們會看到晴朗的天空。”
  而讓周小川經歷證監會“風雨”的激進派思維,與上世紀80年代參與繪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藍圖時的超前思路一脈相承。
  1986年,周小川開始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該研究所匯集了當時一大批青年學者,“吳敬璉課題組”囊括了日后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人物,如樓繼偉、郭樹清、謝平、李劍閣等堅定的市場化戰士。
  在80年代這個帶有極重理想主義色彩的時代,這些新派才俊主張在加強宏觀控制、抑制有效需求的前提下,進行價格、稅收、財政、金融、流通、企業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從期間有關論著結集成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設計》一書中,可見他們想為中國找到一個一勞永逸改革方案的浪漫主義愿望。
  此后,“吳敬璉課題組”用了不到一年,完成了“經濟體制中期改革規劃綱要”報告,成為當時國家體改委審議的8個方案設計之一。一度,激進的改革路線被社會廣泛接受。最終,因為80年代末國內外的政治現實讓激進式改革猛然剎車。
  激進與漸進的復雜情緒
  2002年12月,周小川接替戴相龍走馬上任央行行長一職。在他執掌下的央行十年,堪稱周小川的巔峰時代,同時,敏感的人們已經發現,周小川開始由一個激進派轉向漸進式改革的同情者,而他自身也從宏觀經濟研究領域進入到更多細節的技術層面。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前央行副行長吳曉靈稱周為學者型行長,南方某媒體則直呼他為最有能力的技術官僚。
  事實上,從周小川的《轉軌中的風險應對》一書不難看出,對于激進和漸進他也有著復雜的情緒。他在書中表示,中國改革的一個特點是采取了不同于前蘇聯的漸進式改革,“事實上,沒有一種做法是十全十美的”。“我們在大張旗鼓地闡明漸進式改革的好處時,我認為,也需要認識到漸進式改革的成本和缺點”,改革中出現的陷阱需要有一定的速度和慣性才能闖過去。
  于是,在第一屆任期內,周小川帶領國有銀行高速完成了“驚險一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此舉一直被外界看做周小川最富個性的大手筆。
  2000年前后,國有大行背負巨額不良資產,資本充足率嚴重不足,甚至一度被傳“技術上破產”。2002年底,國有四大行不良貸款率為21.4%,按照五級分類不良率則高出4.7%。四大行平均資本充足率僅為4.27%,與2000年相比,依然沉疴未去。
  如何剝離不良資產,周小川在1998年擔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時就曾試水建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按照設想,收購并經營金融機構剝離的本外幣不良資產就是該公司主營業務之一。基于此前經驗,已是央行行長的周小川提出,以外匯儲備注資商業銀行的舉措,成立一家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然后完成國家外匯注資、財務重組和股份制組建。
  周小川毫無意外地再次陷入爭議。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導師、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吳念魯一篇名為《重新考量銀行業改革》的文章中,品評國內銀行上市前過于傾向于引進外資的思路不可取,并直言海外上市不應成為國有銀行改革的惟一路徑。“賤賣論”甚囂塵上。
  周小川沒有正面回應,而是從側面進行了間接否定,他提醒那些“賤賣論”者不要忘記商業銀行的過去。然而,事實給出了最為給力的答案,國有大行完成股份制改革,成功上市,并躋身全球上市銀行的前十名。
  在這場拯救金融機構的改革中,周小川更冷靜地看到了“后改革時代”,金融機構在公司治理、內控機制和信貸文化上需要更長時間的變革,這是一個需要耐心的漸進式過程。似乎,他的預判為近期出現的“錢荒”早就埋下了伏筆。
  人民幣先生的新舊命題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周小川又為2008年以來備受爭議的貨幣政策做了辯護性發言,他稱“應該說,我國在抵御國際金融危機中成績突出,經濟在全球率先復蘇,許多國家對此很羨慕。”
  時間回溯至2008年,周小川第一次連任央行行長,開始了其第二屆任期。此時,他多了一個稱呼“人民幣先生”。
  2008年全球遭遇經濟危機,中國政府出臺四萬億刺激計劃,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年下半年,央行向實體經濟投放大量貨幣,中國廣義貨幣(M2)超長增長年均達140%,這被普遍認為遠超經濟增長需要,貨幣政策過度寬松會給通脹埋下隱患。
  2012年底,周小川第二屆任期將滿,在多個場合密集回應外界對貨幣政策的質疑。11月17日,2012財新峰會上,周小川認為,“應對本輪國際金融危機,貨幣政策快速反應、力度充分、適時退出。”
  “2008年,從中國經濟來看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經濟危機,這種經濟危機也有一點像自由落體,像一個臺階一下子就下來了。” 11月18日,首屆金融街論壇,周小川表示,“首先反應要快,力度要充足。力度究竟怎么合適,不知道,因為危機還沒有完全展現出來,要計算什么是最合適的,不容易,總體力度大一點,比力度小一點好,當時有一個形容詞,出手要快,出拳要重。”
  “大力度地防范危機的這種調控,我們說凡藥三分毒,吃藥肯定有一點副作用,為了防止后面副作用的展現,我們要強調適時退出。”周小川再次用他慣用的類比風格巧妙地回應了貨幣政策引發通脹的論調。
  周小川今年兩會期間回答記者提問時如是說,“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是13%左右。這個13%是代表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實際上,2010年10月貨幣政策的基調已經由適度寬松正式轉為穩健。央行始終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經濟“易熱不易冷”。
  據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張明統計數據顯示,過去10年內,中國經濟基本維持了“高增長、低通脹”格局。這與“周小川時代”烙印明顯的貨幣政策不無關系。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認為貨幣超發不能怪周小川行長個人,他一直處在平衡其他政策所需要的貨幣支持的角色中。
  3月13日全國兩會新聞發布會上,周小川明確表示:“中國要使人民幣逐步實現自由兌換,已是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的政策,最早出現是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中,當時提出要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從經常項目實現自由兌換,到今后要推動的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然而,政府顧問余永定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貫反對者,他認為,人民幣國際化計劃“存在很多環節缺失和一廂情愿的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稱,在成功推行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等重大金融改革后,預期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成為央行行長新任期的主要任務。而進行了多年的人民幣匯率改革,被公認為難度高于其他金融系統改革,這無疑是另一道需要這位老行長繼續破解的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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