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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透露中美貿易磋商細節【揭秘中葡“溫和磋商”幕后細節】

來源:書里書外 時間:2019-05-05 點擊: 推薦訪問: 幕后 揭秘 溫和

  我與宗光耀結識很多年了,在我心目中,宗老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者,他衣著樸素,為人謙和,做事低調,熱心公益。宗光耀在中國駐芬蘭大使館、中國駐愛爾蘭大使館從事外交工作長達幾十年,特別是他1989年被派往新華社駐澳門分社工作并擔任副社長以后,為澳門回歸做了許多工作。澳門回歸后,他任中央駐澳門聯絡辦副主任。宗老還是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今年是澳門基本法頒布20周年,作為長者和老朋友,宗光耀近日應邀做客祖國雜志社,我們對他進行了專訪,從中了解到澳門基本法從起草到頒布實施的一些基本情況,以及宗老為見證澳門回歸而自豪的一些細節。
  基本法中用“占領”一詞的高度智慧和良苦用心
  記者:宗老,在許多人看來,當外交官是一種非常體面高雅、清閑自在的好工作,您從事多年外交工作,是不是這樣的?
  宗光耀:體面高雅是外交工作人員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但是清閑自在可談不上。因為外交工作責任重大,事關大局。外交人員形象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外交人員的工作都與國家的利益有關,所以,不能有絲毫懈怠,更不能有一點疏漏。我是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在中國駐芬蘭、愛爾蘭使館工作的,剛開始我國在聯合國還沒有恢復合法席位,1971年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才恢復,當時西歐還有很多國家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很多做法與我所駐國家完全不同,所以,國外很多人對中國不了解,不認可,這給我們的外交工作帶來很大困難。我們的工作既要聯絡所在國的政府、社團,又要關心我國的僑民。可以說是事無巨細,如履薄冰,一點都不清閑。
  記者:那我們再談談您在澳門工作的情況。據我了解,《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在送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前,是您向澳督韋奇立通報并交換意見的,當時他對這個(《草案》)提出了哪些意見?咱們采納他的意見沒有?
  宗光耀:1993年3月l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在送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前,我受起草委員會委托,去向當時的澳督韋奇立通報《澳門基本法(草案)》的有關情況,交換意見。他在會客室接見了我,聽我介紹了《澳門基本法(草案)》的有關情況后,他對《基本法》的框架結構表示贊同,并對起草委員們的吃苦耐勞和認真負責的精神表示敬佩。隨后他說:“葡方一直很關心《澳門基本法》的起草,也提出過一些意見和建議,有的還被采納了。今天副社長先生能向我介紹情況,是對葡方、對我本人的重視和尊重,我很感謝。如果《澳門基本法》的文稿還可以修改的話,我想提以下兩點意見:第一個意見,序言第一句話說澳門是中國的領土,這沒問題,而緊接的第二句話就說葡萄牙占領了澳門。‘占領’兩個字表現出要算歷史舊賬的架勢。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后,大批土生葡人將被視為‘侵略者’的后代,隨時會受到懲罰,遭打擊報復。他們的日子會很不好過。”他接著說:“如果把‘16世紀中葉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領’這句刪除,序言就很完美了。”
  記者:您是怎么答復澳督的呢?
  宗光耀:我說:“《基本法》的序言雖然很短,只有345個字,但內容卻包括了三個主要內容:(一)澳門問題的由來和解決的歷史背景。(二)我國對澳門的方針政策及其法律依據。(三)制定《澳門基本法》的法律依據和目的。序言的第一句話不僅明確了澳門的地理位置,指出它自古是中國的領土。既然強調指出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為什么長期以來我國未能對它行使主權?為什么在1999年12月20日才實現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這究竟是什么原因?需要對這一歷史背景作一個交代。否則外國朋友和我們的后代就無法明白。序言的第一段用短短幾句話回答了這一問題。至于16世紀中葉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領,這是歷史事實,無需爭辯。長達400多年的歷史,用‘逐步占領’4個字一筆帶過,既敘述了歷史的真實面目,又充分體現了不糾纏歷史舊賬,維護中葡友好的格局。序言中用的‘占領’兩個字,是相當中性的詞匯,而沒有用‘侵占’、‘侵略’、‘霸占’、‘掠奪’一類強烈的字眼。能想出用‘占領’這樣中性的、溫和的字眼概括澳門400多年恩恩怨怨的歷史,是起草委員們的高度智慧和良苦用心。做到這一點并非輕而易舉,更談不上有日后打擊土生葡人的伏筆。”
  到澳督連連點頭,我止住了話題。
  記者:那澳督提的第二個意見是什么呢?
  宗光耀:他提的第二個意見是《基本法》沒有明確未來澳門不設死刑,他認為這是倒退,將會引起社會的議論,人心的不安。他們曾提出過在澳門不設死刑的建議,但我們沒有采納。對此,我作了如下回應。我對他說:“關于設死刑或不設死刑的問題,在草委會上多次討論過,大家認為死刑是一種刑罰概念,有沒有死刑作為一項刑事政策,屬于刑事立法的范疇,故應由特別行政區自行決定,并將決定反映在刑法典中。如果刑法典沒有規定死刑這種刑罰,那就意味著廢除了死刑。總之,1999年后,澳門有沒有死刑,這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事務,要由特別行政區的刑法典來作出決定,中央不會干預。”澳督聽了我的解釋后臉上露出了笑容說:“你這樣的理解、認識,我們就放心了。”
  我接著說:“《基本法》一旦獲得即將召開的第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審議通過,新聞媒體會立即熱鬧起來,總督閣下也會成為采訪的重點人物。《基本法》對澳門過渡時期有何作用?肯定是記者們要問的問題之一。”澳督立即問我:“像這樣的問題,你將如何應對?”我說:“如果有記者問我,我的回答是:《基本法》的頒布標志著澳門已經進入后過渡時期。《基本法》雖然在1999年l2月20日起正式生效、實施,但在后過渡時期,澳門社會的演變,澳葡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規、重大政策,都要與《基本法)相銜接、相接軌。”澳督點了點頭說:“明白了。”
  記者:1993年3月3l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八屆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督是不是按您說的回答記者的呢?   宗光耀: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高度評價了《基本法》,他說,《基本法》為澳門的未來勾畫出清晰的框架,是未來澳門的法律依據。《基本法》的內容符合中葡聯合聲明的精神原則。在回答《基本法》在過渡時期有何作用時,他說,《基本法》是在1999年政權移交后生效,但在過渡時期它會起到某種“指引”作用。
  我們是大陸國家,喜歡用鐵路的述語,如“接軌”“銜接”,葡萄牙是以航海著稱的國家,習慣用“燈塔”“指引”之類的字眼,其意思很接近。記得在一次活動場合,澳督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我對基本法的評價,相信你會滿意了。”我說:“謝謝總督閣下的配合,我很欣賞你的‘指引’作用的提法。”
  葡萄牙人不樂意降旗時有掌聲
  記者:在政權交接儀式的安排上,事先是如何定的,葡方和我方的意見是不是一致的?
  宗光耀:1997年8月初的一天,澳葡政府政務司約我到他辦公室與我交換澳門回歸時政權交接儀式的安排情況。由于我們兩人都應邀出席了那年6月30日午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見證了歷史性的一刻,所以一見面,我們的話題很自然地首先談到的是香港的政權交接儀式。我們都贊賞儀式隆重,會場布置莊嚴,程序得體,是一個成功的范例,值得1999年澳門回歸時借鑒。
  記者:既然你們都贊成香港的政權交接儀式,那他找您想表達什么意見呢?
  宗光耀:話題轉到了澳門,政務司說:“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是很成功的,但是1999年我們澳門的政權交接儀式不必要仿照他們的一套,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做法。這就是今天我約請宗副社長來,想與你交談的話題。當然,這完全是你我朋友之間的交談,是非正式的。”
  我意識到政務司將有重要的信息向我傳遞。我說:“我出席了香港舉行的政權交接儀式和特區政府成立大會,覺得非常成功、完美,我甚至覺得1999年我們澳門的做法照抄香港的就是了。看來政務司先生有更好的想法,我愿洗耳恭聽。”
  政務司胸有成竹地說:“1999年澳門政權交接儀式規格要更高,增添喜慶氣氛,不請其他外國嘉賓,突出中葡兩國。”政務司接著解釋,“所謂規格更高,就是到時邀請中葡兩國的三巨頭,即葡國的總統、總理、議會議長,中國的國家主席、總理、人大委員長都到場,出席儀式,這就比香港的規格高了。不必搞降旗、升旗的形式。深更半夜搞降旗、升旗,全世界都沒有,惹人笑話,認為你我都是精神病。再說,我們在澳督府大門前的葡萄牙國旗l2月l9日傍晚就降下來了,到時我們會舉行莊重的降旗儀式。20日清晨,在同一根旗桿上升起的自然是中國國旗。這就體現了政權的交接,而且是順利、平穩、自然的。還有,如果政權交接有降旗、升旗儀式,升中國國旗時現場的嘉賓和觀眾都會鼓掌、歡呼,我也會鼓掌的。而降葡萄牙國旗時人們如何辦?我們葡國人聽到掌聲會高興嗎?我自己就不愿看到這個場面。如果不搞降旗、升旗,增加音樂、歌舞節目,氣氛會更為喜慶。”政務司接著說:“澳門的政權交接是中葡兩國的事,沒必要邀請其他外國嘉賓。屆時我們要準備返回里斯本,新上任的領導們還未坐進辦公室,接待更多的外賓會有困難的。”他繼續說:“我不理解英國王儲查爾斯和港督彭定康為什么半夜就離開了香港?香港回歸了,中英兩國關系更好才對,為什么他們就不能出席特區政府成立和特首宣誓就職典禮?其實,政權交接儀式和行政長官宣誓就職典禮完全可以在同場舉行,這樣更加完整,效果也會更好。”政務司的話停了,想聽聽我的反應。
  記者:他把問題都提出來了,那您是怎么答復他的?
  宗光耀:我說:“首先我贊成政務司先生主張1999年澳門回歸時政權交接儀式的規格要更高,即除了請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將全國人大委員長也邀請來。我建議中央觀禮團由中央各部委和全國各省市的第一把手組成,葡方來澳門出席儀式的與中方對應。我相信,只要事先商定,被邀請的領導人肯定都會接受邀請,樂意來澳門出席這一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活動。這將是最高規格的了,只要定下來,具體操作并不難,我愿意盡一切努力。”政務司插話:“好,我們就朝這個目標努力,至少葡萄牙方面是沒有問題的。”我接著說:“澳門回歸祖國,政權交接既是中葡兩國的大事,也是本世紀末世界的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關注。正如中葡關于解決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它是中葡兩國達成的協議,然而又送交聯合國備案。如果能邀請到聯合國的有關官員和外國嘉賓出席這一盛會,捧場祝賀,見證中葡聯合聲明的實現和澳門問題的圓滿解決,這是一件好事。至于邀請多少外國嘉賓,要根據會場的條件而定,邀請名單也要中葡雙方共同商定。這都是1999年的事,目前時日尚早。”政務司點了點頭,未發表意見。
  我繼續說:“關于降旗、升旗的事,這是一個儀式,也是一個重要的標志,它標志著葡國管制澳門的時代結束,將澳門交還給中國政府。像這樣一個具有重大標志性的、國與國之間的重大事件,僅有兩國領導人的講話是不夠的,唱歌跳舞氣氛喜慶歡快,也不能代替國旗的角色。同是一面國旗,在特定場合的升降,它的含義也有所不同。我能理解政務司先生對降旗時場上可能會有掌聲的憂慮,如果葡方不樂意有掌聲,我看這并不難解決,我可以做這個工作。”“你能怎樣做?”政務司似乎有點驚喜。我說:“把降旗、升旗連在一起,待中國的國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升起,全場鼓掌歡呼。人們可以理解,這個掌聲是為降旗和升旗的重要程序勝利完成而鼓的,不單是為中國國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的升起而鼓的。”政務司開心地說:“這樣好,就是為中國國旗的升起而鼓掌又有何不可,我到時就是為你們的五星紅旗而鼓掌。”
  記者:很顯然,葡萄牙人只是不樂意降旗時有掌聲,也不希望有差異。
  宗光耀:其實平等是相對的,差異是絕對的,升和降本身就是對立的。
  記者:那政權交接儀式和特區政府成立大會同場舉行還是分開舉行,這個問題是怎樣談的呢?
  宗光耀:我對他說:“政權交接是兩國之間的事,中葡兩國領導人都是主人,共同主持,聯合國的官員出席見證。而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宣誓就職和特區政府的成立是中國中央與特區的事,會場的布置,主人、嘉賓的名單和座次與交接儀式可能都有不同。因此,分場舉行比較順當,也好操辦。”   記者:那葡萄牙總統和澳督愿不愿意留下來出席特區政府的成立大會呢?
  宗光耀:這個問題我表示并非是大的原則問題,至少我本人很高興,很歡迎。我說:如果你們到時出席澳門特區政府的成立大會,我想將會以尊貴的嘉賓身份入座。不過“澳督”的頭銜恐怕要去掉,只能稱呼韋奇立“將軍”或者韋奇立“先生”。政務司連聲說:“那是,那是。”
  不難看出,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我們兩人的想法有所不同,觀點各異,但我們相互是坦誠的,交談氣氛是友好的、平和的。事后,我向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社長王啟人匯報了與政務司談話的詳細情況,相信政務司也會向澳督轉述我的觀點。
  記者:在以后的中葡雙方磋商中,葡方再向我方提出降旗、升旗、不請外國嘉賓的問題了嗎?
  宗光耀:據我所知,以后再沒有提。
  記者:那是他們認為理由不充分,沒必要提出還是聽了您的意見后摸到了中方的底牌?
  宗光耀:這事我就不清楚了,兩種可能都有吧。
  記者:葡方不愿看到降旗時有掌聲的場面,您是怎樣處理的?
  宗光耀:對這件事我一直記在心里。臨近回歸的日子,我在一次相關的會議上強調,要保證20日0時0分五星紅旗升起、飄揚,就得將降旗和升旗銜接得很緊湊,以秒計算,而不是以分計算,中間不得拖拉。因此,在降葡國國旗時先不鼓掌,而在五星紅旗升起后再鼓掌。在私下我也曾給一些人做降旗不鼓掌的工作。當然,時至今日,葡萄牙朋友未必知道我的這份良苦用心。
  記者:看來通過你的努力,維護了我國的基本立場和尊嚴,也取得了對方的諒解。
  宗光耀:澳葡政府的官員從葡方的立場提出的問題和構想,我是理解的。他們的想法一旦與中方的不一致,經過交換意見,一般是理解和謙讓我們的。他們能從中葡友好、澳門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的大局出發,在回歸過程中做到認真負責、友好合作,是要用智慧和誠意去溝通和解決問題的。
  記者:澳門回歸前,您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政權交接時,您是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參加政權交接的中方代表團副秘書長,我當時在電視上看到您組織主持了許多活動,請您介紹一下。
  宗光耀:我在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后來的行政區成立籌備委員會都是專職人員,主要是對上對下聯絡比較多,協調的比較多。我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比如說在澳門區旗、區徽的審定時,當時收到設計方案782幅,經過籌委會幾次評審,選出區旗、區徽各3幅。有一次籌委會副主任錢偉長找我,他建議澳門區旗、區徽以綠色為底色。他的理由是澳門周邊環水,綠色生態好,加之澳門以和平的方式回歸,它又是和平美好的象征。他希望我把他的意見向起草委員會姬鵬飛副主任進行匯報。我給姬老匯報后,姬老說:“國旗是紅色,區旗是綠色,紅花配綠葉。”我琢磨姬老對這一方案心里有了底。最后在1993年1月15日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上,錢偉長副主任的建議獲得了委員們的贊成,大家投票通過了區旗、區徽方案。另外,我還向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匯報爭取國家撥款5000萬元,裝修了澳門特區政府成立的主會場——綜藝館。兩次上門與澳門工商界知名人士何鴻燊先生商談,借用他的娛樂公司地皮,并動員他出資在綜藝館右側安放了中央贈送給澳門特區的3米高的金蓮花。動員澳門工商界人士為北京亞運會捐款600萬元;1992年陪同以馬萬祺先生為團長的港澳人士到安徽、江蘇慰問遭受水災的群眾。
  記者:澳門回歸的慶祝活動當時也由您負責組織,我們當時在電視上看到,演出活動名家不多,但群眾性的集體演出活動很多,場面很大。您是怎么組織的?
  宗光耀:1998年夏天我和王啟人社長回北京聽取了國務院錢其琛副總理指示精神,他要求澳門回歸慶祝活動要以廣大澳門人為主角。我遵照錢副總理的指示,回到澳門后在澳門特區籌委會內部增設了由清一色澳門人組成的各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的“慶委會”。“慶委會”組織排演了千人腰鼓隊,千人南拳,千人少兒武術,千人荷花舞,千人蓮花太極扇,近八百人土風舞,百人醉龍舞,百頭南獅,百頭北獅等節目組成的《濠江歡歌》,在澳門回歸慶典儀式、迎接解放軍進澳、迎回歸大型巡游等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功載史冊。
  記者:除此之外,您在澳門工作期間還組織了哪些內地與澳門的交流活動?
  宗光耀:我在澳門任職10多年,盡量聯系當地群眾,讓他們了解內地,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我擅長于太極拳武術運動,經常以“武術”會友,宣傳愛國愛澳,就連澳門總督韋奇立先生也到廣場看我們練太極扇。在澳門回歸前后,我在北京、廣州、陜西、山西、寧夏、河南等6個省市專題介紹澳門的基本情況、澳門《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有關內容。 1998年清明,我們聯絡組織澳門各界代表60人參與香港回歸在黃帝陵前立香港回歸紀念碑。2000年清明,我們又組織澳門各界代表逾百人公祭黃陵,在陵旁立澳門回歸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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