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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音樂文化傳播的“三部曲”_中華民族文化

來源:熱點聚焦 時間:2019-06-01 點擊: 推薦訪問: 三部曲 中華 中華人民共和國

  筆者在拜讀王耀華先生等著《音樂·中國》①后,認為這三本著作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中國傳統音樂理論體系的基礎知識,也反映了著作者研究思路的拓展,體現了研究視角的創新。現試對三本著作的內容構成、視角及表述特色分析如下。
  一、“三部曲”的內容體系
  《音樂·中國》包括上、中、下三篇,它們所體現的體系性內容即:以人作為主體系統;以音樂史為歷時性系統;以民族、地域研究為共時性系統。是為中華民族音樂文化傳播的“三部曲”,它們共同構筑中華民族音樂文化的有機整體。
  (一)上篇《音樂中的中國人》
  在《中國傳統音樂概論》中已有對中國傳統音樂四大類構成的簡要介紹②,可視為上篇框架的原型。上篇以使用的人群為分類依據,分別從中國傳統社會的庶民百姓、文人士大夫、宗教信仰者、宮廷貴族,衍生出音樂中的庶民百姓(“河流山川交響中的力與勇、山間野外的抒情、里巷小曲”分別對應民間歌曲的勞動號子、山歌、小調。“民俗歌舞音樂”與歌舞音樂,“滿村聽說蔡中郎”與說唱音樂,“鑼鼓聲中來聽戲”與戲曲音樂,“婚喪喜慶中的民間器樂”與民間器樂,一一對應)、音樂中的文人士大夫(古琴音樂與詞調音樂,即“琴樂冶性情”、“詞調、琴歌寄真情”)、音樂中的虔誠信眾(包括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佛曲、道曲等“法事、課誦中的虔誠吟唱”,智化寺京音樂、佛教與道教法器牌子、藏傳佛教歌舞等“器樂和歌舞中寄托的信仰”及“居士心中的《普庵咒》”)、音樂中的皇室貴族(典制性和娛樂性音樂兩大類,即作為“皇權威嚴的象征”和作為“宮廷中的娛樂”的音樂),列為四章,對之進行獨具匠心的探微。
  上篇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成功地從“人”的角度來闡釋音樂,正是在對各階層的音樂中所體現的不同的“人”的生活、感受、思想、感情的論述中,開辟了音樂研究視角的“人學”途徑。
  (二)中篇《文明古國的歷史回響》
  本篇以中國各歷史時期為線索,選擇音樂歷史作為切入點,分析音樂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及特點,并解釋其文化內涵。即(遠古)骨笛曲,(先秦)鐘鼓之樂,(漢代)琴歌,(魏晉南北朝)琴曲,(唐)破陣樂,(宋)詞調音樂,(元)琵琶曲,(明)昆腔,(清)京劇,(近現代、當代)劉天華與華彥鈞的民族器樂、藝術歌曲及其他創作歌曲、群眾歌曲、新歌劇、管弦樂曲等。
  中篇這一縱向論域從音樂歷史研究的學問中獨辟蹊徑,從時間視野中對音樂成品進行研究,不僅強調音樂本體研究“是什么”,而且在分析基礎上探究以“怎樣”的形態體現音樂文化,解答音樂在不同時空隧道及社會中的樣態及意義。尤其在遠古、先秦時期代表性樂曲的選取上是根據古譜演奏、記譜的,使“啞巴歷史”的狀況得到了彌補③。
  (三)下篇《中華民族的心聲》
  本篇按中華民族音樂文化的音樂構造與風格特征,將中國音樂分為三大體系:中國音樂體系及其十五個支脈(秦晉、北方草原、齊魯燕趙、關東、中州、江淮、吳越、荊楚武陵、巴蜀、青藏高原、滇桂黔、閩臺、嶺南、客家、臺灣山地15支脈)、歐洲音樂體系及東部與西部兩個支脈、波斯阿拉伯音樂體系及塔里木、帕米爾支脈、河中地三個支脈④。并從各支脈的概況、代表性作品及音樂風格特征等方面闡述各支脈的文化內涵。
  下篇作為橫向論域的典型,是對中華民族音樂文化基本形態和活體存在的導讀。不同支脈人群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使用的不同音樂,都是“典型環境中典型感受”的生動表達,在某種程度上真實地反映了該區域的文化特點和內涵。
  二、“人學”研究之視角創新
  《音樂·中國》“人”、“史”、“民族”的三部性架構,體現了整體視角上的創新。而最主要的創新是上篇《音樂中的中國》中的“人”的切入點,這一視角具有“人學”研究的特點,成為音樂研究“人學”途徑的開辟。
  作為主體的“人”是人學的主要研究內容。人通過言語、神話、藝術等基本功能實現人類活動的基本結構與有機整體,而音樂能從藝術層面上回答人在基本活動過程中的思維⑤,其主體是人,目的也是人,在本質上屬于“人學”⑥。郭乃安先生提出音樂學要把目光投向人,因為“人是音樂的出發點和歸宿”⑦。音樂文化正是通過“人”的選擇、表達,揭示從本體形態到文化內核的特征,如橋梁般連接著音樂文化的表層與里層,以“人”為管可窺視中國傳統音樂的組織方式及其所蘊含的“人”的內涵⑧。著作者曰:文化就是“人化”,要有人的有意識的參與⑨。而音樂成品就以明確的形態,展現音樂文化內涵的豐富性與深刻性,使我們看到“人的靈魂最深沉和最多樣化的情感因素”⑩。
  著作者按社會形態特征將中國傳統社會劃分四個階層屬性,從中國傳統音樂所包括的四個階層的“人”出發進行闡述,開辟了傳統音樂研究的新維度,體現著作者“人學”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正是:阮籍醉飲山林賦《酒狂》,郭沔情寄九嶷作“瀟湘”。文人雅士的音樂有著深刻的時代性與人文內涵。“志于道”的郭楚望一生清貧,以琴為生,借九嶷山為云水所蔽抒發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憂慮{11}。如此著作者能夠從作曲家(人)出發,借樂說文(文化),以人為紐帶巧妙地將“音樂本位”與“文化本位”平衡于音樂文化的研究之中;以音樂成品為載體,通過分析各階層、各時期、各民族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對中國傳統音樂的內涵進行由表及里的文化闡釋;最終以“人”作為歸宿。
  由此觀之,能夠系統地將各類各時期的音樂素材整合,以中國傳統社會各階層中“人”為視角深入研究整體音樂文化的,王耀華先生《音樂中的中國人》是首例。
  《文明古國的歷史回響》在整體思路上雖以音樂史為依據,但在敘述中卻不拘泥于史的束縛,同時多角度地選取樂曲,以音樂成品為線索對傳統音樂的時代內涵進行解讀:①以歷史時期為依據,即遠古至當代的悠久時域。②音樂關乎“人聲”以達意,也借“樂器”以言情。正是“白石道人度曲傳宋聲”,“劉天華國樂改進奏新聲”{12}。著作將音樂創作者、樂器、樂種等內容“并聯”在“史”這一視域之中,是為多角度之選曲。③以音樂成品為線索的時代性內涵的人文解讀。著作從遠古至當代,以樂曲微觀分析來說明音樂文化的時代性、民族性與傳承性,無論古墓鐘聲的回蕩,抑或“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作品都承載著中華民族厚重的歷史底蘊。   《中華民族的心聲》對各支脈、各民族音樂文化形態及特征進行分析和概括,是研究傳統音樂地域性分布的橫向視角。
  “人”、“史”、“民族”的視角在“音樂——文化”研究中還有著表述方式的多層次模式與平衡意義:即不僅研究作曲家創作的音樂成品,還研究“人”借樂傳情的思維過程,最終揭示音樂的文化內涵,建立“人”、“樂”、“文”三位一體的表述方式!
  三、音樂——文化的多層次平衡表述
  黃翔鵬先生將中國傳統的音樂理論研究思維稱為“善作多元綜合的全局觀和整體觀”{13}。將中西思維重綜合與重分析相結合,便可避免音樂與文化的脫節,對表述中的失衡狀態作出調整{14}。注重音樂本體與歷史、文化的關系,是一種從全局出發的整體觀念,是綜合思維方式的優點。當接觸音樂成品的內涵問題時,是很難將文化內涵與聲音形式這二者分割開來而完全采取二元化方式進行闡釋的。近年來民族音樂學關于“文化”、“音樂”的爭論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研究對象屬性特征識別的欠缺{15}。而著作者將音樂看做是擁有多重系統且各系統之間相互聯系,進而去分析這一有機整體,體現為“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理念下的探索。這種探索在本質上由多層次視角模式和表述統一性構成,從而具有平衡導向的研究意義。
  多層次視角模式可以用“綜合—分析”的辯證思維來概括,體現在以“人”為中心,從音樂本體分析出發而采取的多層次“宏觀—微觀”表述方式。著作突破了縱向、橫向思維格局的單向研究思路,使宏觀與微觀相結合、中國“綜合”與西方“分析”思維相結合,探求音樂文化的表層構成與音樂成品的內在涵義的途徑,即“人—樂—文”的“宏觀—微觀”模式。
  從音樂本位(音樂成品的分析)與文化本位(文化內涵的闡釋)這對表述關系來看,“人”在音樂文化中的連接是關鍵所在。上圖模式的構成就是在綜合-分析模式下的音樂文化多層次內容。即第一層:中華民族音樂文化→第二層:人、史、民族的框架思維→第三層:人、史、民族的子系統:分類學(社會階層)、歷史分段、音樂文化區域的研究脈絡→第四層:以音樂成品為載體的“旋律音調結構分析”{16}:闡釋各腔音、腔韻、腔句、腔段、歌詞、節奏等要素在音樂成品中的意義,將綜合與分析的宏觀—微觀的途徑平衡到具體的分析中去。
  以上多層次結構內容平衡導向了“人—樂—文”表述體系的統一。其統一性體現在:音樂本體分類的統一、解說步驟的統一。如在闡釋文人音樂時,先陳述作曲家、樂曲概況,再逐步分析樂曲樂段,伴以內涵的解讀。在模式的框架中對文本解釋與音樂分析的技巧體現在音樂作品的個案分析具有明顯的平衡性,如在關注作品總體結構的同時強調對作品局部的推敲;另外,樂曲情感的分析也是導入文化內涵的另一部分。
  由此,對音樂意義進行闡釋、發掘整體和深層音樂文化結構的方式是多層次的。著作中系統與分析的方式并重,還提醒了我們在音樂研究中對“文化”、“音樂”的研究側重應以研究對象為出發點,以多角度、多層次的方式進行平衡表述。
  結 語
  中華民族音樂文化博大精深、流而不涸。《音樂·中國》作為中華民族音樂文化國際傳播的基礎之作,取“量智”補“性智”{17},深度關照中國人的音樂文化,綜合探微,獨具匠心。如著作前言末句所言,愿我們在中華民族音樂文化的學習、研究與傳播的熱情中,“樂樂(yuè lè),樂樂(lè yuè),再樂樂(yuè lè)”!
  ①《音樂·中國》,人民音樂出版社2012年版。系教育部2010年哲學社會科學重點課題攻關項目“中華民族音樂文化的國際傳播與推廣”。共上、中、下三篇:上篇《音樂中的中國人》由王耀華著,中篇《文明古國的歷史回響》由王耀華、郭小利著,下篇《中華民族的心聲》由王耀華、劉富琳、王州合著。
  ②王耀華、杜亞雄《中國傳統音樂概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③見著作第2頁“前言”第五段。
  ④在《中國傳統音樂概論》中的中國音樂體系包括12個支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國傳統音樂長編》中為15個支脈,增加中州支脈、江淮支脈、關東支脈。著作者選取《中國傳統音樂長編》中的內容進行了重新組織,但內容的詳致程度與側重解釋的方面有所不同。
  ⑤[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卡西爾認為“人學”研究使人從自然、社會及宗教的淹沒中解脫出來,使“人”不再是各哲學流派支離破碎的個體,而是使“人”具有了獨立地位和本質的學問,講究個體、群體和類的統合。
  ⑥⑨據王耀華“中國傳統音樂專題研究”課堂筆錄。
  ⑦郭乃安《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中國音樂學》1991年第2期。
  ⑧體現為在音樂形態方面怎樣用中國人的思維、觀念表現中國人的文化,即它們和人的音樂感受、音樂觀念和音樂思維方式等的有機聯系。
  ⑩同⑤,第206頁。
  {11}詳見上篇第106頁。
  {12}詳見中篇第30頁、第68頁。
  {13}黃翔鵬《中國人的思路、風格和氣派》,《黃翔鵬文存》,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頁。
  {14}陳文革《〈中國傳統音樂結構學〉對當代戲曲唱腔研究的意義》,該文于2010年11月北京大學“亞太民族音樂學學術研討會”上宣讀。
  {15}梅里亞姆在音樂與文化關系的探討上,從in到as再到is,大多側重文化的表達,使書寫音樂文化出現了失衡。
  {16}旋律音調結構分析作為一種形態分析方法,是對傳統音樂的旋律音調作結構上的分析,通常根據旋律的音調進行解構,并總結旋律的規律及特征,以更加深入細致地研究旋律形態。
  {17}“量智”即西方哲學適宜于具體科學的理性思維方式研究超越理性認識能力的哲學問題,“性智”指的是中國的先哲長于運用超越理性的方式去默識真理。轉引自尚明《中國近現代人學與文化哲學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周偉 福建師范大學音樂學院2011級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 張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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